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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歌德还是席勒,都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实即现实主义)当作文艺创作方法来看,还没有把它们当作文艺流派来看,因为当时流派还没有正式形成。从历史发展看,浪漫运动起来较早,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个人自由和自我扩张的思想的反映,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这次反抗运动是由法国启蒙运动掀起的,继起的法国大革命又对它增加了巨大的推动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对它也起了很大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 (包括美学)本身就是思想领域的浪漫运动。单就美学来说,康德、黑格尔和席勒等人对崇高、辈剧性、天才、自由和个性特征的研究,特别是把文艺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轮廓里去看的初步尝试,都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提高了人的尊严,深化了人们对于文艺的理解和敏感。由于德国古典哲学是唯心的,把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首尾倒置,而且把主观能动性摆在不恰当的高度,放纵情感,驰骋幻想,到了漫无约束的程度,产生了史雷格尔所吹嘘的“浪漫式的滑稽态度”,把世间一切看作诗人凭幻想任意摆弄的玩具。二、与“人性论”这个禁区密切相联系的还有壁垒同样森严的“人道主义”禁区。人道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作为反封建、反教会而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尽管它有时还接着宗教的伪装,但是以人道代替神道的基本思想最后终于冲破了基督教会在西方长达一千余年的黑暗统治。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权宣言》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以及后来添上的“博爱”,就是人道主义的具体政治内容。所以人道主义在近代西方起过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尽管后来基督教会把“博爱”这个它早已用过的口号片面地加以夸大,遂使人道主义狡窄化为“慈善主义”或“慈悲主义”,成了帝国主义对内宣扬阶级妥协、对外宣扬殖民统治的武器。总之,人道主义在西方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却有一个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为人虽是一种动物,却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自觉心和精神生活。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人的本位主义,这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我们中国人所常说的“人为万物之灵”。人的这种“本位主义”显然有它的积极的社会效用,人自觉到自己的尊严地位,就要在言行上争取配得上这种尊严地位。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没有不体现出人的伟大和尊严的,从古代的神话、雕刻、史诗和悲剧到近代的小说和电影,都是如此。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看作真正共产主义的体现。在美学方面,且不说贯串康德和黑格尔美学著作的都是人道主义,就连激进派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得很明确:共同美是与人性论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朱光潜认为,过去人们只谈美感的阶级性,而不谈美感的共同性,这是不对的。美感确有它的阶级性,比如贾府焦大并不欣赏林妹妹,文人学士往往嫌民间大红大绿俗气。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美感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就美感的对象来说,过去的美学家就有主张美在形色的匀称、声音的谐调之类的形式上的,也有主张美在内容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则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就美感本身来说,过去的美学家大半主张美感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可是又不等于一般的快感,不象渴时饮水或困时酣睡那种快感。而且美感并非全是快感,悲剧与一般崇高事物引起的美感中就夹杂着痛感。同一美感中也有发展转变过程,往往是生理和心理交互影响的。美感中的许多现象还需要深入研究。5023澳门金沙娱乐作为一种动物,人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他经过无数亿万年才由单细胞生物发展到猿,又经过无数亿万年才由类人猿发展到人。正如人的面貌还有类人猿的遗迹,人的习性中也还保留一些善性,即心理学家所说的“本能”。

5023澳门金沙娱乐对现实主义文艺提供理论基础的有两种著作值得一提。一种是斯汤达尔的论文《拉辛和莎士比亚》(注:可参看王道乾的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这部著作被某些文学史家称为“现实主义作家宣言”,其实它的主旨是攻击新古典主义代表拉辛而推尊“浪漫型戏剧”开山祖莎士比亚的。他的名著《红与黑》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还很浓。另一种是实证主义派太纳的《艺术哲学》(注:可参看傅雷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太纳是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来研究美学的一位先驱,代表作是《论智力》,已为《艺术哲学》打下基础。他的基本观点是文艺的决定因素不外种族、环境 (即他所谓“社会圈子”)和时机三种。他还认为文艺要表现人类长久不变的本质特征,而人性中对社会最有益的特征是孔德所宣扬的爱。不过太纳的主要著作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才出版,他不能看作现实主义者预定的纲领。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哪个重要的科学实验一次就能成功呢?“失败者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一般比成功的经验更有益。现在是和诸位谈心,我不妨约略谈一下自己在美学这条路上怎样走过来的。我在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自白”:五、特别要冲破的是江青和她的走卒们所鼓吹的“三突出”谬论对于人物价格所设置的一些禁区。文艺作品总离不开人,特别是叙述故事情节的戏剧和小说,亚里斯多德把戏剧中的角色叫做“在行动中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叫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角色之中有主次之分,首要的角色叫做主角,在西文为hero。这个西文词的一般意义是“英雄”,主角可以是英雄人物,也可以是所谓“中间人物”或“小人物”。在封建社会,戏剧和小说的主角大半是些英雄人物,因为当时只有封建社会上层人物才能作为主角,反映在文艺作品里,为着维护或颂扬他们身份的高贵尊严,他们大半被描写成为英雄人物。不过只见在悲剧性或严肃性的作品里是如此,至于喜剧性的作品里如莫里哀的《伪君子》和《暴发户绅士》之类喜剧主角却都不是什么英雄人物而且些卑鄙可笑的人物。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恩格斯还根据达尔文的生长关联律,证明手不是孤立的,手的改变也引起脚和其它器官的改变。人脚能直众,行功更方便,人的眼界也扩大了,在自然事物中不断发见新的属性了。劳动的发展必然促进人与人的互助协作,“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了”,这就产生了语言的器官。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不但人,就连某些动物 (如鸟),也能学会一种语言,从此就获得“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情感的能力”了。“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使人的脑髓及其所统辖的各种器官一齐发展想来,日渐趋于完善化,从而人的意识也愈来愈清楚,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也日渐发展起来了。等列人完全形成,就产生了社会这个新因素,作为一种有力的推动力,同时也使人的行动有更确定的方向。”三、由于否定了人性论,“人情味”也就成了一个禁区,因为人情也还是人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文艺作品中人情味就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有谁爱好文艺而不要求其中有一点人情味呢?可是极左思潮泛滥时,人情味居然成了文艺作品的一条罪状。对巴金和老舍等同志的一些小说杰作,艾青同志的一些诗歌以及对影片《早春二月》的批判和打击至今记忆犹新,而余毒也似未尽消除。人情味的反面是呆板乏味。文艺作品而没有人情味会成什么玩艺儿呢?那只能是公式教条的图解或七巧板式的拼凑。今天敲敲打打吹上了天,明日使成了泄了气的气球,难道这种“文艺作品”的命运我们看到的还少吗?无论在中国还是也外国,最富于人情味的母题莫过于爱情。自从否定了人情味,细腻深刻的爱情描绘就很难见到了。为什么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人们都不爱看我们自己的诗歌、戏剧、小说和电影,等到“四人帮”一打倒,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寻找的外国文艺作品和影片呢?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作风人情味太少、“道学气”太重了吗?道学气都有一点伪善或弄院作假。难道这和现实主义文艺或浪漫主义文艺有任何共同之处吗?提到政治思想的高度来说,难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要变成和尚尼姑,不许尝到、也不许表现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吗?人们也许责骂我的这种想法是要求文艺“自由化”,也就是说,要社会主义文艺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投降。但是文艺究竟能不能“交流”和“借鉴”而不至于“投降”呢?如果把冲破禁区理解为“自由化’,我就不满你说,我要求的正是“自由化”!5023澳门金沙娱乐每个人都可当文学家,不要把文学看作高不可攀。不过我在上文“只要努一把力”那个先决条件上加了着重符号,“怎样努力”这个问题就来了。文学各部门包括诗歌、戏剧和小说等的创作我都没有实践经验,关于这方面可以请教中外文学名著以及有关的理论著作,我不敢进什么忠告。我想请诸位特别注意的是语文的基本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文就是文学的“器”。从我读到的青年文学家作品看,特别是从诸位向我表示决心要研究美学的许多来信看,多数人的语文基本功离理想还有些距离,用字不妥,行文不顺,生硬拖沓,空话连篇,几乎是常见的毛病。这也难怪诸位,从“四人帮”横行肆虐以来,我们都丧失了十几年的大好时光,没有按部就班地进行学习,而且学风和文风都遭到了败坏,我们耳濡目染的坏文章和坏作品也颇不少,相习成风,不以为怪。一些老作家除掉茅盾、叶圣陶、吕叔湘几位同志以外,也很少有人向我们号召要炼语文基本功。我还让得三十年代左右,夏丐尊、叶圣陶和朱自清几位同志在《一般》和《中学生》两种青年刊物中曾特辟出“文章病院”,把有语病的文章请进这个“病院”里加以诊断剖析。当时我初放弃文言文,学写语体文,从这个“文章病院”中几位名医的言教和身教中确实获得不少的教益,才认识到语体文也要字斟句酌,于是开始努力养成斟句酌的习惯,现在回想到那些名医,还深心铭感。我希望热心语文教学的老师们多办些“文章病院”,多做些临床实习,使患病的恢复健康,未患病的知道预防。

从上引几封信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把典型环境看作决定人物性格的因素,而典型环境的内容首先是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朝前看的,他们的同情始终是寄托在前进的革命的一方。他们赋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以一种崭新的意义:典型环境是革命形势中的环境,典型人物也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人物。我们研究剧本和小说,如果经常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对环境和人物性格都进行认真的分析,对文学作品和美学理论的理解就会比较深透些,今后不妨多在这方面下工夫。谐是雅俗共赏的,所以它最富于社会性,托尔斯泰在《艺术论》里特别强调文艺的传染情感的功用,而所传染的情感之中他也指出笑谑,认为它也能密切人与人的关系。刘姗解释谐时说:“谐之为官皆也,词浅会俗,皆说笑也”,这也足说明谐的社会功用。要印证这个道理,最好多听相声。相声是谐的典型,也是雅俗共赏的一种曲艺。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文艺重新繁荣的景象首先见之于相声,继续宝林和郭全宝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相声演员。连象我这个专搞理论、一本正经的老学究对一般带理论气味的一本正经的话剧和电影剧并不太爱看,但每遇到相声专场,我只要抽出闲空就必看,看了总感到精神上舒畅了一下,思想也多少得到了解放,也就是说,从一些偶然机缘中认识到一些人情世态乃至一些关于美和美感的道理。隐寓的“意义”便是“思想”。思想是要用语方文字来表达,而音乐本身不用语言文字,它只是音调节奏起伏变化的艺术。音调节奏起伏变化是和情感的起伏变化相对应的,所以音乐所表现的是情感而不是只有语言文字才能表达出的思想。托尔斯泰在《艺术论》里强调文艺的作用在传染情感,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形象思维一切艺术的主要的思谁方式,不限于诗,也不限于比、兴。赋(直陈其事)也要用形象思维。姑举古代民歌《箜篌引》为例:

另一个大家不常谈而我认为还必须认真详谈的就是必然和偶然在文学中辩证统一的问题。我是怎样想起这个问题的呢?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说过:“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足消去研究机缘。”“机缘”是我用来试译原文Hasard一个词,它本有“偶然碰巧”的意思,读到这句话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但其中的道理我当时并没有懂透。后来我读到恩格斯在一八九○年九月初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头一个基本问题是:我们如果不弄通马克思主义,是否也可以研究美学?我想,口头上大概是没有人会说研究美学用不着马克思主义。但是口头上承认,不等于实际上就认真去做。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但不能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搞文艺理论的人满街走,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不肯钻研的人有很多借口,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写过一部美学或文艺理论的专著,说不上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关于这一点,待以后信中再谈。此外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打着马克思主义大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严重破坏了我们的学风,至今余毒犹存,也影响了一些同志的学习热情。还有些真心实意要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搞美学的同志,有时也会误入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去。比如,片面强调美的客观性,坚持美与主观思想感情无关,硬说形象思维是子虚乌有,闭口不敢谈人性论、人道主义和人情味,等等。在学会就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之前,简单化总是走抵抗力最弱的道路。一、节奏感。节奏是音乐、舞蹈和歌唱这些最原始也最普遍的三位一体的艺术所同具的一个要素。节奏不仅见于艺术作品,也见于人的生理活动。人体中呼吸、循环、运动等器官本身的自然的有规律的起伏流转就是节奏。人用他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去应付审美对象时,如果对象所表现的节奏符合生理的自然节奏,人就感到和谐和愉快,否则就感到“拗”或“失调”,就不愉快。例如听京戏或鼓书,如果演奏艺术高超,象过去的杨小楼和刘宝全那样,我们便觉得每个字音和每一拍的长短高低快慢都恰到好处,有“流转如弹丸”之妙。如果某句落掉一拍,或某板偏高或偏低,我们全身涵肉就仿佛突然受到一种不愉快的震撼,这就叫做节奏感。我唠叨了这半天,目的是要回答开头时所提的那几个问题。首先,美确实要有一个客观对象,要有“巧笑倩兮,英目盼兮”这样美人的客观存在。不过这种姿态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美人表现出,这就使美的本质问题复杂化。其次,审美也确要有一个主体,美是价值,就离不开评价者和欣赏者。如果这种美人处在空无一人的大沙漠里,或一片漆黑的黑夜里,她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能产生什么美感呢?凭什么能说她美呢?就是在闹市大白天里,千千万万人都看到她,都感到她同样美么?老话不是说:“情人眼底出西施”吗?不同的人不会见到不同的西施,具有不同的美感吗?

这是不是说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流派中一个支派呢?恐怕不能这样看。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大师们一般都是“资产阶级浪子”,都起了“揭发社会恶习”的作用,却也都没有“指出一条出路”!高尔基正是在肯定他们的功绩时,指出了他们的缺陷。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谈到神话时就引过这一段话,指出神话“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质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注:均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神话是“想象”而不是“科学的反映”,不就是神话这种原始艺术是形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的产品吗?上引马克思和毛泽东同志的话,我们大家这些年来都学过无数遍,可是对付具体问题时就忘了,竟不起多大作用,而且还有人指责“形象思维论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不过是一种违反常识,背离实际胡编乱造而已”,这岂不应发人深省吗?5023澳门金沙娱乐此外,作者在书中表现出来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品和学品,也值得我们学习。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之后,我才得到第二次解放,怀着舒畅的心情和老马伏枥的壮志,重理美学旧业……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毕竟衰老了,而且肩上负担还相当重,要校改一些译稿和文稿,带了两名西方文艺批评史方面的研究生,自己也还在继续学习和研究……”在如此高龄、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抽空为普通读者写美学普及的小册子,有何名有何利?还不是为了美学、美育的理想吗?这本书的本身,就是“美”的体现。我们握着这本书,难道不感到沉甸甸的吗?这不但因为这是大师的名著,更因为这是“道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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